1983年7月参加工作，当过两年大学教师，干过25年警察，历任榆林学院图书馆采编；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教育科科长，副县级侦查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秘书长、机关党委副书记、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原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参加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诗刊》《中国作家》《钟山》等国内报刊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家文摘》选载。出版有小说散文集《不知是今天》《三十七计》，中短篇小说集《最后一片森林》《切割高原的河》，散文集《心我形我》，诗歌作品集《情爱诗章》，诗文、书画、摄影、篆刻作品集《李子白的艺术空间》等七部。

　　其中，小说《三十七计》改拍为电影《苏子》，已于2023年12月在CCTV-6播出。

　　文化艺术报：您退休后，去年8月由西北大学文学院和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在酱豆书屋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您的作品研讨会，作为“贾平凹邀您共读书”全民阅读公益活动的124期举行。研讨会分享了您的小说集《切割高原的河》与散文集《心我形我》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集是您近年创作的小结吗？

　　李子白：两部集子中当然有我不少近作，但准确地说，是在我即将退休之际，想对自己从事文字工作以来的作品进行一次疏理。小说集《切割高原的河》收录我37年间创作的25个中短篇小说；散文集《心我形我》原本拟定收入1990年代以来的散文随笔百篇，最终因为一些具体的原因收录了87篇。两部集子从2020年动议，到2022年底出版，经历了两年多时间。算是对自己既往业余作者作品的一种回顾与小结，更是第二种生存状态——退休后专业作者身份的开启。我希望自己在余生有更高质的作品呈现。

　　文化艺术报：贾平凹说：“子白对写作特别挚爱，正是因为对文学的挚爱才调到作协。到作协以后，子白从事繁杂的办公室工作。但是他还是坚持写作，无论是绘画、书法都做得非常好，也是作协书画院的负责人。他的创作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角色让我想起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作协秘书长王汶石，也是边搞工作边创作，最终成为杰出的短篇小说家。”您如何解读您的领导、前辈作家的寄语？

　　李子白：非常感谢平凹主席和那天到会专家学者的厚爱！平凹主席的评价令我汗颜。王汶石先生是文学陕军第一团队核心的领军者之一，是我们这些后学仰视的作家。我当然希望能写出他那样高质的作品。在陕西作协工作的13年多时间，给了我许多学习的机会。时至今日，我最不后悔的是自己所从事过的职业。我是在倾尽全力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几百万字小体量的作品。虽说有累有遗憾，但我问心无愧。我会把平凹主席和与会专家的寄语作为一种期待和激励，努力在有生之年创作出自己的抵顶之作，为文学陕军添砖加瓦。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周燕芬说：“作为一个研究当代小说的陕北人，我对陕北籍作家写出的小说，天然有一种亲近感，加上子白先生与我们是同龄人，读他的作品首先有种亲切感，他写的那片土地和发生的故事，人物、情感、场景细节乃至地方性语言，我都是熟悉的，非常能意会的，读到精彩处，情绪很容易被点燃起来。”您的作品多以陕北高原为背景，离开陕北到西安多年，写陕北，靠的是青春的记忆还是别的什么？

　　李子白：每一位作家的故乡必然会成为他文学的母地。那里沉积着他的成长和记忆。那是一种不会被时光和岁月轻易稀释钻入骨髓的锲刻，只要在忙碌的空隙可以独思，便会从心底泛起一种叫乡愁的东西——它细碎而纷乱，不时会惊扰客子的情感。当我写作时，故乡的风土人情会情不自禁地流淌笔底。这也可以被称为青春的记忆。

　　文化艺术报：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之前，您在榆林当了25年警察，这段经历似乎很少在您的作品中呈现？

　　李子白：这是认知上的择抉，也是认真思考后的结果。回顾自己的近百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写警察题材、案件侦破的作品有，只是为数不多。比如《困扰》《天平山下的葬礼》《乞杀》都是警察题材。也曾阅读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海岩的《玉观音》等等。其实其间由于自己负责公安宣传，或独自或合作写有大量的案件侦破的纪实报道，应该有数十篇。世纪初也曾有与人合作的新闻稿件获公安部第七届“金盾新闻奖”，也曾在《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人民公安》上发表此类作品。但冷静下来思考，此类题材会因故事的精彩迭宕赚足读者的眼球，却很难深入侦探或罪犯的心里，挖掘出人性的幽微。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应该是侦破题材经典中的经典了。我总觉得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前张扬的凶杀案》是对《罪与罚》的致敬之作。不囿于某一题材的局限似乎视野更广阔。就像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套子只是“道具”，题材也是。起底人性的深邃才是文学的意义。

　　李子白：三万来字的《三十七计》是我2013年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一个短篇。刚一发表即获“柳青文学奖”，当时的一万元奖金可是沉甸甸的。随即经朋友推荐就改编与光中影视的赵安老总进行了座谈，拟定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后来因为经费的原因搁浅。非常感谢长禾影业公司十年的执着与坚守，将此作拍摄为电影《苏子》，并于2023年12月4日在央视六套黄金时段播出。这部作品的改编走过了四处筹资、屡屡碰壁、非常不易的十年路。当然，对小说作者而言，能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肯定是好事儿。但播出的影像与原著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也是经常的事儿。尊重原著的申诉，是在充裕的时光镜头下的展示，可电影基本上就90分钟时间，再大的富含也无法包容原著的所有一切。影片切割了苏子与岳父刘汉识才、赏才，和与二妮的从恋爱到离婚的情感纠葛，聚焦于苏子开矿这个视点，虽也阳光、向上、励志，却与原著大相径庭了。既然是改编，那就是再创作，你得给影视公司充分的自由度。这种包容还是应该有的。当年，小说没有发表的时候，李星先生阅读了原著后告诉我，你搭建了一部长篇的架构；赵安先生在阅读后对其中刘汉这个人物有些赏识。他说在民营企业家里，能就继承权作出思辨的刘汉应该算比较独特的一个影视形象。

　　文化艺术报：当年您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离开榆林学院，放弃大学老师的教职，当了警察，为了生存还是什么？

　　李子白：从1983年夏毕业留校，到1985年夏调离到现在的榆林市公安局，我在榆林学院任图书馆采编两年时间。所以，图书分类的中图法、人依稀记得。留校时说过一年半载可以到华东师大去进修，回来可以走上讲台。那时痴迷于当老师，感觉进修无望时，刚好当年的行署（现市政府）和公安局要秘书，我就冲着两边红旗大盖帽和那一身橄榄绿入职了警察队伍。那年我23岁。没有生存的考量，只想自己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文化艺术报：您早期从写诗入门，后来写小说，写散文，在您看来，这三种文体，您最满意的是什么？

　　李子白：早期的诗歌写作是一种自觉。只要心有所感，就把它记下来。很少有技巧艺术上的考量。所以多是抒情的直白的。虽说也读郭沫若、郭小川、艾青，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惠特曼、聂鲁达……终究未在诗歌上特别地下功夫。散文写作更是如此了，所以我的散文思辨的成分要多一些，而情景渲染似乎就弱了一些。因此1989年自己的杂文即登上了《瞭望》周刊，那可是当时中国惟一的一份新闻周刊。后来家乡的报纸和贵报前几年给我开有专栏，这里我得道声谢谢！三种文体中我是比较喜欢小说的，因为它没有诗歌那么简约、散文那么形乱，而是集中营造出一幅社会画面：或小镇，或县城，或大都市……人物的命运，群体的场景。作者似乎可以身临其境。所以我在小说写作上要倾情刻意一些。

　　文化艺术报：在一篇创作谈中，您说：“文学是我的宗教，是我的精神家园，是我思想的归宿地，是我心灵的创可贴……”写作这么多年，文学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

　　李子白：文学圈有句比较惯常的话，叫“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此话无错。但在文学写作中永恒的主题不止于此，还有“孤独”，作家的孤独，所有人的孤独——那种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距离时候的焦虑。社会的所有分歧与矛盾，一切源于不同的认知。人是群体动物，离群索居是个体的，不带有普遍意义。“儒家”学说的“入世”谈的就是人和人、人和群体如何相处的学问。很显然，人的“孤独”源于认知的不能统一。扯远了。我之所以把文学喻为我的宗教，那是因为我是文学的获益者。它给了我精神的自由度、心灵的慰藉。不管社会这只大染缸如何让你遍体鳞伤，不管外界怎么说文学被边缘化了，但每一个人诵读吟唱两句的情怀是滋润心魄的。

　　文化艺术报：写作之外，您画画，写字，篆刻，都有很好的成绩，被称为通才，这些会不会影响您的创作，分散您的精力？

　　李子白：不是受“画为诗之余，书为画之余”的影响，我的青少年时期是以当一名画家为人生理想的。但到了高中末窥探到文学或者说文字的魄力，这才渐渐出现了兴趣转移。那时投稿的兴趣颇高，除了写就是期待自己的哪篇作品被哪家刊物报纸刊用了。当然了，退稿率差不多百分之百。这没有影响我亢奋颠狂的情绪。直到1985年一首小诗被地方一份内刊刊用了，闻着墨香，激动了好几天。工作之余，投入到写作上的时间日渐增多，而书法、绘画、篆刻日渐沦为写作的闲余。不过近年，书法耗去了我不少的写作时间。我正在努力调整自己。

　　文化艺术报：陕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或者文学概念，都有独特的意义。在您看来，文学意义上的陕北，在今天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子白：在我青少年时期，陕北是被视为一穷二白、贫瘠落后的地方的。吃饱穿暖成为我和我的前代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受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受西部大开发的影响，陕北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陕西经济的领头羊。仅以交通为例，上世纪80年代我们来一趟西安，坐公交车得两三天。到后来有了只需几小时的柏油路、高速、飞机、火车，数年后还将有高铁。此番历史的变迁何其之大。所以陕北不少作家把笔触放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上是有局限性。应该更多地关注当下，记录时代。陕北历来被称为文学的富矿，外地作家在陕北走一圈就会有不错的作品出来。而近些年陕北作家却少有佳作。这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所致？是，也不是，这是陕北作家拓宽视野的问题。

　　李子白：青少年时期我是以当一个画家为自己人生目标的。到了1979年，应该是1979年，我虽未参加高考，却听闻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于是自己挑灯熬夜写了一篇同题习作。誊写了拿给当时的语言老师也是班主任看。她认为我抄袭了别人的作品。无奈，我只好拿了自己写作的初稿给她看。她兴奋地将此作拿给当时的副校长，讲我们的学生能写出这样的作文。我深受鼓舞，随即便有了宏大的创作计划。自此，可以视为我正式走上了文学之路。之前，虽说也有一些小诗、小散文，现在只能悔其少作了。但此时，我的语文老师却告诉我，她认为学生应该先有个稳定的职业，然后再进行创作。我听取了她的意见，停了一部正在创作的长篇写作。但短小的诗歌、散文、小说写作坚持不断。这才有了现在的几册集子。那个长篇，现在只能找到两三万字的残章。现在也没了写它的兴趣。

　　李子白：是的，我成长的时期陕北是闭塞贫瘠的。那时候除了课本基本没有什么书可读。记忆深刻的是初中时候吧，从同学手中借到了《烈火金钢》《水浒传》，都是没有封面缺几页的。那时我的报刊阅读渠道主要是县上的阅览室、县工会阅览室。后来我母亲找熟人给我办了子洲图书馆的借书证，才得以使我的阅读更宽泛一些。我有一位在襄樊当兵的姑舅叔叔，他每次探亲回来，总能带一些好书。像《基度山伯爵》《李自成》就是他带回来的。可惜的是，今天物质社会进步了，而这些能够代表一地文化表征的东西却消失了。这是一种社会的退步。我曾迷惘地站在青少年时的繁华地段，那些过往的新华书店、电影院、阅览室，它们都是服务大众的，可它们眼前变成了手机店、化妆品店、首饰店。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物质富有，却把我们的精神推向了贫瘠的边缘。这是值得全社会反思的问题。

　　李子白：去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采访我时我说过：中国作家中鲁迅我读得最多。我是先买他的分集，后来买了他的十六卷本全集。他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阿Q正传》应该说我读了无数遍。就连西北大学出的一本鲁迅研究杂志我也个人曾有订阅。可惜自己的领悟力较差，也没有上升到研究层面。不过后来我的杂文发得较好，一定与鲁老夫子有关。在外国文学方面，应该说我读的俄罗斯文学最多。从较早的普希金、契诃夫、果戈理、高尔基，到后来的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等等等等。俄罗斯优秀的作家不少，但真正的一路阅读下来，你会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是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俩可以代表俄罗斯文学、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准。

　　文化艺术报：在陕西作家中，流传着一句话：“陕西有两个半作家，后面的人怎么写都超不出这两个半作家。”您曾经是省作协的秘书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在江湖流传了多年的段子的，这个段子对陕西文学的发展有何影响？

　　李子白：这个话题有点敏感。这句话的前半句我有耳闻，后半句我的印象要模糊一些。我如果理解得不错，这个线年代，是特定语境下的说法。特指当时在全国整出响动的几位。从这个角度讲，我倒是希望多数陕西作家在全国整出响动来，而非囿于一隅，满足于圈子化，从而遮蔽了自己的视域。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一个作家的最好状态，就是耐得住寂寞，不问西东，埋头写作。这里的‘西东’是指获不获奖、能不能得到资助。”这句话有特别的意义吗？

　　李子白：有。这些年，我接触了不少基层作者。他们不管写得如何，都是想方设法地争取项目，跻身各种官方的培训、计划，为的就是获得政府经费资助。一旦没有争取到，便怨气十足，甚而弃笔。路遥说，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在我看来，真正的作家是那些不管有没有资助，有没有头衔，他都会遵从本心，让自己的情感不时变作流淌的文字。冲着某种利益目的的文字怎么能干净呢？！一个作家真正的立身之本是作品！

　　文化艺术报：我编过您一篇散文《祭父》，这篇散文影响挺大，被多种选刊转摘，您对父亲、对故乡陕北有很深的感情。您父亲生前知道他的儿子是作家吗？

　　李子白：我的父母都不识字，但他们倾尽所能为我的读书写作提供最好的环境。父母健在时知道我喜欢文字，经常叮咛小心犯错误，能不写就少写点吧。说归说，一旦知道我在某个报刊发表了作品，他们又欣喜高兴。如前所说，陕北是我的母地，是我精神的原乡。我没有理由不爱她。那里的历史沉积给了我豪爽与苍凉。我想我的性格里始终有一种忧伤，就像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排遣它的最好方式是独处的时光。

　　文化艺术报：您曾经提出：“就我本人而言，今后创作中将追求现实主义的内核，自然的（非自然主义）、随真情流泻的表现形式，没有自成一家的豪言，却有自说自话的意识。现实主义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我看重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这一点。”您是如何在作品中践行“关注现实生活”的？

　　李子白：回顾自己的写作，几乎都是关注当下的写作。小说如此，散文更是如此。近日有名家讨论中国小说的白描手法和外国文学心理描写的区别，这是技法问题，与题材应该是两回事儿。白描手法是要坚持的，心理描写是要融入的。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59个章节全部以第一人称起笔，不管这个“我”是人，是狗，是树木，从技法上讲它是新颖的，从内容上讲它仍然是现实主义。我这里说的现实主义不是指传统的技法，而是题材。我的百十篇小说多数是现实题材，我会坚持自己。

　　文化艺术报：您多次说过在许多关键时候，都会出现关键的人，他们会无私地帮助您。在您看来，这些帮助您的人，是因为您的才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李子白：是的，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总在一些人生关键时刻受到无私的帮助。说实话，我对每一个在我人生的节点给予我帮助的人心怀感恩！我视他们为我人生路上的贵人。尽管有些关系后来因为认知不一而有所疏远，但曾经帮助过我的事实摆在那里，情感上无法绕得过去。感谢他们，感激此生有你！我不认为那些帮助我的人是因为我的才情或别的原因。因为早年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才华平平，职级低微。我想这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品与向上的阳光。现实中我们更愿意帮助那些短暂困苦的人，他们有股向上的改变命运的力量，那是未来那是希望。你愿意帮助一个好吃懒做、赌博、吸毒的人吗？他可能永远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对象：扶贫中早上你给他一只羊，中午他饕餮一餐，到晚上他又是一个贫困者。民间所说“死猫扶不上树”“烂泥扶不上墙”，多数是指这种状况。

　　文化艺术报：在您的创作中，您曾经说过柳青对您产生过很大影响。除了他，还有哪些人对您有过影响？

　　李子白：关于柳青的话题很多。他是第一代文学陕军的领军人物，他在皇甫村的14年值得学习。关于他的评价也起起落落。我几乎读过所有能够见到的柳青作品。别的不说，仅以语言为例，早期柳青的《铜墙铁壁》《种谷记》和一些短篇小说，陕北方言浓郁。而到了《狠透铁》《创业史》（第一部）、《王家斌》（这是我最喜欢的柳青的三部作品），他的语言变得流畅清晰。你如果读过他的《创业史》第二部，你会发现相较于第一部语言缺少锤炼。如前说，我读的鲁迅最多，也深受其影响。现当代作家中喜欢的作家作品很多，特别是刘震云的《新兵连》《塔铺》《一地鸡毛》，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棺材铺》《黑风景》，感觉是有冲击力的，印象深刻。至少可以引起反思。

　　李子白：前几年，我发表过一篇《作家的素养》，后来拓展为讲义，到省图书馆和好几所大学讲学。文中我主要谈了四点：一是一个作家应有正确的认知；二是作家的阅读；三是作家的习作；四是要耐烦。别的我不想多说了，我就作家的阅读再啰嗦啰嗦。作家的阅读一定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读者，更不能被作品中的故事、人物、情节牵着走，因为你的阅读是冲着思考启迪去的。你读一部作品得给自己设限——你想通过这部作品获得什么启发，你想从中学到什么？作家可以培养，但作家绝对不是培养出来的。一定的阅读量与习作量，可以使你在比较中、研习中进步不断。

　　李子白：退休后，我对自己过去未能成篇的旧稿进行了整理，竟然有三四十篇之多。个中不乏初稿已出，但因时过境迁觉得没了意义而废弃；也有写了半拉子搁置。我会对此进行清理。至于新的写作计划，除了一部十五万字的随笔初稿已出有待修改外，别的我还是秘而不宣吧。有些话说出去了最终却无法做到，那是要坏名誉的。

　　文化艺术报：小说《三十七计》拍摄为电影后，以后会不会将精力更多地放在这方面？

　　李子白：不会了。通过这部作品的改编，我明白了影视与创作纯粹是两回事儿。它耗费我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所以，今后只说版权的事儿，不再涉足其间。最近有家公司想就《切割高原的河》进行改编，同样想以合作的方式让我参与，我拒绝了。

　　文化艺术报：当了多年省作协秘书长、陕西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对年轻作家，您有没有话要说，特别是对作品发表难的年轻作家？

　　李子白：在作协任职十多年，应该说对基层作家队伍比较了解。年轻作家多数会热情过高，缺少理性冷静的应对。如果说有什么话说，那就是拙作《作家的素养》中的四个方面，多读、多写、提高认知、耐烦。特别是耐烦方面，少抛头露面，多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因为独处是有业绩的前提。不要想有什么捷径、速成班，文学创作上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所有名家的创作谈只不过是他创作经验的总结，没有金科玉律。巴金说无法为最，这是写到一定份上的自由度。至于发表难，不能排除“内卷”，但绝大多数是作品质量没有上去。所以写好作品是所有作家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