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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驻外记者追忆75年来中国的外交秘史
日期:2024年10月11日    来源:网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前光明日报驻外记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祖国75岁华诞之际,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广场,12.3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市民游客,共同见证全年最庄严的一场升旗仪式。我并没有到现场,但也深受感染,思绪万千。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大学生,新世纪以来长期驻外的记者,我不由地回忆起了跟随祖国外交共进退的那些或激情燃烧或金光灿灿的岁月。

  我今年69岁,在1962年就读北京市育新小学。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十三周年,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渐好起来。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中国重重围堵的年代。我们这些牙牙学语的小朋友,响应主席的号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

  我们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支援世界革命,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全面封锁和围困的年代。

  先后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还为人民日报修改了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旗帜鲜明地支持古巴革命。

  1970年,他发表了著名的“5.20声明”,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毛主席的那些谈话与声明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时非洲国家的几位领导人如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都先后到中国访问。最著名的当属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了。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充盈着支援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激情,洋溢着对世界亚非拉人民和他们领导人的热情中。

  这种激情甚至影响到学校班级的黑板报上,即使是在我们小学四年级的班级黑板报,也是每天报告越南南方军民打下多少架美国飞机,国际上发生多少反对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我们的寓教于乐活动就是,小朋友们把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当时被称作人民公敌的蒋介石模拟漫画头像当作活靶子,用弹弓“射击”,看谁打得准。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小朋友几乎是爱憎分明。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呼声在所有当时举行的各种反对帝修反和支援亚非拉的集会和中必然要喊出的口号。

  因此那时我们都对很多国际时事了解得很多,虽然不深。例如巴拿马运河事件、美国和比利时干涉刚果(利)(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事件、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与美国性事件、赫鲁晓夫下台事件,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等震惊中外的消息,每件大事的发生都对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是个震撼。而且我们一直信奉主席的一条语录,“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记得小的时候,国际环境对新中国是十分险恶的,在中国周边,出现了反对中国的一系列针对中国、带有侵略性的美国军事集团和同盟。当时的美日安全条约,美国-南朝鲜条约、东南亚条约等等,都是针对中国的。

  而那个时代,全国各地组织的支援亚非拉、反对帝修反的群众集会的此伏彼起,我们伴随着当时的革命气氛成长,革命的意志和信念也随之成长。

  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持续了11年(从1964年算起),对我们的成长影响最大。因为从肯尼迪的特种战争战略到约翰逊的逐步升级战略,我们都经历了,而且耳熟能详的是那些越南革命者和领导人的名字,如民族英雄阮文追,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

  当时的一种感觉是中国的周边充满着革命火种,当权者几乎全是敌人。我记得从韩国起一直到整个到东南亚,到处都是和反人民的傀儡集团和反动集团。如日本的佐藤反动政府,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集团,柬埔寨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泰国的他侬-巴博集团等不一而足。

  由于当时我们年纪小,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没有判断能力,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全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基本思想、支援亚非拉人民的基本理念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脑海中。全国人民就跟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各类声明、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没有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报道看世界。

  我记得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夏青、齐悦和虹云都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播音员。他们庄重的声音带给我们的庄严感、尊严感。我们亲身经历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从不友好国家到友好国家外交进程。参加过接待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海尔·塞拉西一世访华的盛大欢迎仪式,参加了毛主席发表著名5·20声明的首都百万人群众大会。

  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在1965年9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表明自己不畏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铿锵有力、震撼世界的谈线日,在越南战争可能扩大化的国际背景下,陈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大型记者招待会,近300名中外记者出席了招待会。

  陈毅副总理当时被主席称之为元帅外交家。我们还能记住他当时谈话的细节。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

  最突出的是,1971年的基辛格秘密北京之行和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1970年3月,美国入侵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被朗诺集团赶下台,周恩来总理亲赴机场迎接他。

  首先是加拿大、意大利,随后是埃塞俄比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但当时中国的外交是偏向于第三世界的,所以每当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交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祝贺我国与某国建交”这样的标题,而对于中加、中意等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建交,尽管意义重大,但人民日报社论则用了《欢迎中加建交》、《欢迎中意建交》这样的标题,体现我国心向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的基本方针。

  当时,我记得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中年人一直在背诵联大通过的2758号决议全文。当到了终点站时,乘客们纷纷下车,但他还是没有背完那些为中国投赞同票的国名,于是不论是司机还是售票员都不好意思请他下车,而是等到他把最后几个国名背完,自己昂首挺胸地下了车。车下还有一些没有离开车站的乘客,也在耐心等待,为他鼓掌,我当时也在鼓掌的人之列。如果这位乘客有幸活到今天,大概也有100岁了。

  我至今也能背诵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新闻稿,“新华社1972年2月21日讯,主席今天下午在会见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他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美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

  一般而言,凡是说“坦率的谈话”,往往就是分歧很大,很多问题上谈不拢。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毛主席当时与尼克松总统谈话谈得非常愉快。随后发表的《上海公报》和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词,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后我在一些单位表演节目时,还背诵过这段新闻词。只不过加上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这一主席的荣誉称谓。

  同时令中国人民感到十分兴奋的是,就是在1973年,同志第二次出山工作,他作为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主持和参与了多场重大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在1974年代表中国发表的联大讲线年一直接待、陪同对中国友好访问的朝鲜金日成主席,以及代表毛主席接待美国时任总统福特和在1975年以周总理的名义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主席先后去世,举国悲痛,举世瞩目。联合国大会分别下半旗哀悼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全球都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表达悲痛与敬意之情。不论是在1月9日(周总理去世的第二天)还是9月10日,全国人民一片哀嚎,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惊天地泣鬼神,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真实情感。我当时在一次发言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毛主席却离开了我们”。我的话未落,全班同学一片哭泣声。我在毛主席逝世的第三天,荣幸地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未盖棺时的遗容。

  当电影台词中出现水兵头王国昌喊道,“给邓大人请安”时,整个电影院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与欢呼声,甚至有人流下了眼泪,说明整个民心不可催,不可侮。

  ▲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与会晤后,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摔了一脚

  同志说,香港不是收回不收回的问题,而是何时收回和用什么方式收回的问题。如果说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话,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应当说,从1962年到1988年,是我人生从幼年到中青年的漫长过程,我们经历了从毛主席提出的战争与革命阶段,到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阶段。经历了中美对抗到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中苏决裂到中苏和解的大演变,经历了日本从敌人到友好邻邦的全过程,经历了我国周边环境从恶劣到改善的全过程,经历了我国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全过程。我为能亲身经历这些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习的国际声望不断彰显,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建党百年之际,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发来1500多封贺电贺信,共襄盛事。

  目前,中国同世界上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我国大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同世界各国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建交国总数增至182个,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关系,许多国家成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永久性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全天候、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朋友圈”不断扩大,伙伴关系网络覆盖全球。

  ▲2021年8月20日,中国政府援助的第三批新冠疫苗运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新华社 乌马利摄

  全球大疫情期间,我国同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34个国家派出38支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疫苗,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在刚结束不久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主席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整体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并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和“十大伙伴行动”。此次峰会明确了新时代中非关系新定位,开辟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境界,擘画了新时代中非合作新蓝图。

  当今的中美关系,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今年同样是中美建交45周年,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习主席说,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条大原则,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

  习主席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旗帜,也受到世界许多国家欢迎。地球就这么大,人类面临这么多共同挑战。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在需要“同球共济”。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福祸相依,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应该为实现共赢、多赢凝聚最大共识。这是中国看待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在本世纪初,我被派往光明日报巴基斯坦站工作,并在那里见证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我亲身经历了两次自杀式,采访过战俘营,观摩过巴基斯坦陆军对TTP(巴塔)的炮战,直接到前线观摩战斗,直接经历了巴基斯坦战火纷飞、恐袭频繁的年代(2003到2014年)。身在异乡,深刻体会到祖国和平发展的珍贵与来之不易。

  工作过程中,我曾与时任美国参议员的拜登(后任美国总统)、克里(后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后任英国首相)、德威斯潘外长(后任法国总理)、卡尔扎伊总统(阿富汗)、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见过面。也先后在巴基斯坦多次采访主要领导人穆沙拉夫总统、扎尔达里总理、纳瓦玆·谢里夫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总理、伊姆兰·汗总理、阿齐兹总理、吉拉尼总理。后来我又到伊朗工作,在伊朗见到过鲁哈尼总统和哈梅内伊最高领袖以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担任过17年外长的韦拉亚提先生。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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