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意识到这段记忆如此深刻的涌现，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原来，有关非洲的记忆一直刻在脑子里。”

　　从非洲回来之后，一直想找机会梳理一下自己与非洲的过往，感谢《中国投资》的约稿，使我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去回忆。刚开始动笔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飞往罗马的出差路上。机窗外云淡风轻、蓝天白云，飞机却一阵阵剧烈的颠簸。正如很多年前在埃塞俄比亚的一段乡间小路，也是如此剧烈的颠簸，以至于丰田普拉多的轮胎在两天15小时的行驶中坏了两个。置身荒郊野岭，手机也没有信号，找不到救兵，好在我们雇的司机是个多面手，娴熟的化身修理工，给车换上了备胎。

　　那是2014年，中国援埃塞农业职教组项目的老师们在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几百公里的职教学院任教。按照工作安排，我去学校处理一些事情。那天很晚才到职教学院，学校没有电，夜空中很亮的星星一直在闪烁。月色中这所农业职教学院的校长告诉我，因为没有自来水，中国老师们喝的用的水都是每周集中送。校长还眉飞色舞的讲起中国老师的各种故事。有一位老师教学生孵化小鸡，但非洲停电是常态，为保证能孵出小鸡，老师抱着铺盖住进鸡舍守护十来天，一遇停电就赶紧在室内生火加温，校长感叹，我们自己人也做不到呀！当意识到这段记忆如此深刻的涌现，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原来，有关非洲的记忆一直刻在脑子里。

　　2012年，我被商务部派驻到中国驻埃塞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工作，负责中国对埃塞的援助业务。我在埃塞的日常工作，最主要的是和财政与经济发展部的埃中经贸合作办公室打交道，因为该部是两国经贸合作的对接部门。此外，也会因为不同项目，与农业部、水资源和能源部、教育部、亚的斯亚贝巴市公路局等政府部门沟通对接。在埃塞四年间，我参与了不同大小十余个项目，期间也有很多有意思的经历。于我个人，那是能力和见识都极大提升的几年。

　　记得在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宣布的“八项举措”中，举措四是为非洲国家援助100个沼气、太阳能、小水电等小型清洁能源项目和小型打井供水项目。埃塞也是受援国之一，援助修复建于70多年前的埃塞历史上第一个水电站。但这项工作的推进并没有想象中顺利。由于负责项目的埃塞电力公司同时进行的大型电力项目太多，对方始终没能配合我们完成各项启动工作，导致项目进展滞后。后来我就索性到电力公司“上班”，隔三差五去电力公司CEO的办公室找他，最后对方被我的“诚意”打动，终于安排专人对接，直至完成项目。

　　还有一个是援建亚的斯小学校项目，对口负责的是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教育局局长Dilamo。我们是典型的“不打不相识”。他一开始对我们提供的合同各种不同意，反复争论好久，以至我一想到要去他的办公室继续argue就发怵。不过在经历无数次艰难谈判后，终于达成共识，我们也成了可以亲密合作的战友，项目推进非常顺利。后来他成了亚的斯市副市长，再后来到北大南南合作学院读博士，毕业后继续为埃塞教育事业和中埃友好合作努力工作。我们也成了过年过节相互问候的“brother”和“sister”。

　　在埃塞常驻的四年，我无疑是幸运的，无论是中非合作大环境，还是埃塞国内环境，以及工作的成效和达到的高度。那几年，埃塞政局稳定，中埃经贸合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内各级政府、企业以及各种机构来访不断，都把埃塞作为对非合作的重要一站。有一年光经商处就接待了近100个国内代表团。其中，副国级以上代表团不下十余个。201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访问埃塞，我负责中埃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总计约有10多个签约项目，涉及中埃双方政府、银行和企业等等。常驻期间，我还有幸被商务部临时派到南非出差，参与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筹备工作，那也是习主席第一次在非洲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我当时的工作是协调保障部领导的公务活动。

　　我在非洲只待了短短四年。过去的人生经历了那么多个四年，但很奇怪，只有非洲的这一段是印象最深刻的。记得刚到非洲的时候，我的领导经商处钱兆刚参赞桌上摆了一本书，扉页上有一句话：“不到非洲怕非洲，到了非洲爱非洲。”这句话后来被很多长期从事中非合作的人提起，也成为这个非洲圈子里人的共同写照。

　　⬆ 2019年“探索中非合作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后发优势”座谈会在北大召开

　　应该说，四年的非洲经历，改变了我今后的职业选择。回国以后我就决定，希望可以继续从事和非洲相关的工作，在中非合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曾经的美好愿景作出些许的贡献。如果说在使馆工作期间关注的是双边经贸合作的各个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医疗、教育、能源等，那我回国之后，则是机缘巧合走上了一条更聚焦的路。

　　埃塞是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号称非洲的外交和政治首都，有不少国际机构在此。记得有一次，我陪大使参加由驻埃塞国际组织和各国大使组织的会议，时任世界银行埃塞国家局局长陈广哲先生（现任世行副行长）提给大使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样的国际发展机构？”（言外之意，我们的国际发展和援助工作未能统筹在一个部门，他们联系起来有些不便）。当然，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国际合作发展署成立，我之前共事过的一些领导同事也都在新的部门延续这份光荣事业。但彼时的我，对陈广哲先生这个问题陷入了沉思。作为中非合作中一个微小的个体，我可以做点什么，能加深彼此的点对点的联结与合作？

　　机缘巧合。2016年我回国后，受到一位非常资深的非洲医疗专家鲁新老师的影响，开始关注中非医疗合作，并参与成立了国内首个关注中非间医疗合作的专业协会，也就是全国工商联直属的中非民间商会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中非医疗企业创新促进会。

　　当时，创促会成立的背景是，一方面，非洲国家医疗条件落后，超过90%的医疗器械产品依赖进口；而中国企业能提供适合非洲需求且性价比高的产品，但似乎难以开拓非洲市场。不过这是2017年的情况，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医疗产品进入非洲国家。我们希望通过创促会，可以搭建平台，连接中非双方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帮助国内企业进入非洲。

　　作为创促会的首任秘书长，我和盖茨基金会、联合国艾滋病署、联合国儿基会、世界银行的官员有了不少交流，同时也了解了一批产品适合非洲，且有志于开拓非洲市场的企业。他们主要关注疟疾、艾滋病、结核病等非洲负担最重的传染病，领域包括疫苗、药品、诊断试剂，甚至数字医疗。我们通过承担国际机构项目，组织参与展会，向非洲国家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赴非洲国家调研，召开研讨会等形式，促进信息流动和人员交流，为推动企业到非洲开展业务贡献了一点力量。

　　创促会的工作是致力于在中非双方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之间搭建桥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以对中非医疗合作领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我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战略管理系，没有任何医药教育背景，因此，在深入具体项目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底气不足”。2019年，我两次受邀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环球财经栏目连线，讨论中非医疗合作相关话题。也就是在这两次连线访谈中，我对自己的工作又有了新的思考，怎么把中非合作的美好愿景与个体结合起来？那些“高大上”的议题应该以何种形式内嵌到企业中去？具体到我个人，如何把过去对非洲的认知和工作方法，真正实践在具体的企业和项目上，做出成绩？我想起曾国藩在《挺经》里讲过“躬身入局”的故事。所以，在和CGTN结束连线后，我很快决定要换个角度延续之前的工作。希望通过“躬身入局”，聚焦中非医疗合作，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往非洲走的更好、更顺。

　　⬆ 2022年公司产品在“青蒿素问世50周年暨助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论坛”上展出

　　中非合作几十年来，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卫生健康合作是中非友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卫生健康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病疫，建设公共卫生体系，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当前，非洲最大的疾病负担仍然是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这三大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非洲疟疾病例占全球疟疾病例的94%和全球死亡人数的95%；2022年全球结核发病人数约1060万人，130万人死于结核病，东南亚和非洲是重灾区；尽管治疗覆盖率有所提高，2022年仍有63万人死于艾滋病有关疾病。

　　过去很多年来，无论是国际组织、西方国家援助机构，还是非洲国家政府，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这三大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上。其中，由于诊断可以帮助早发现、早治疗，是整个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目前，无论是艾滋病、还是结核病、疟疾，都需要更加准确和便宜的诊断试剂。在新冠疫情期间，国内诊断行业爆发式增长，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原检测，都涌现出大批有实力的企业，并且迅速在国内国际市场打开局面。而另一方面，在最追求性价比的非洲国家，中国的诊断产品却很难进入主流市场，反而是美国、韩国、印度的诊断产品占据非洲主要诊断市场。

　　究其原因，在这几大重要疾病的投入上，国际组织出资占到很大份额，而成为国际组织的供应商，一般需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供应商预认证（WHO PQ认证）。而通过WHO PQ认证的中国企业少之又少，因此，这成为了阻碍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组织采购的重要掣肘。

　　但事实上，WHO PQ认证并不是简单的准备资料提交，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这一过程被国际组织所认可，并进入这个领域的国际生态圈。企业需要了解并熟悉这个生态圈的话语体系和议题设置，建立影响力，才有可能最后被认可接纳。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选择了国内领先的分子诊断POCT公司。公司领导层团队，既有“做难而正确的事”、十年磨一剑的技术积累，又有很深的对非洲乃至国际市场的理解。而我的工作比较明确，就是推动公司的结核病诊断产品开展以WHO PQ为导向的国际合作，最终推动产品获得世卫组织认可并且被国际组织采购，再在非洲国家应用。

　　我和公司非常优秀的研发团队通力配合，用了近两年时间，拿到了全球创新诊断基金会（FIND）、全球遏制结核病合作伙伴关系（Stop TB Partnership）等支持的数百万美元项目，今年将在七个非洲国家开展结核诊断产品的临床实验。虽然这只是第一步，但意味着我们已进入这个国际生态圈，并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和领域内的各种组织合作，最终使产品可以真正用于非洲国家，使这个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成功故事。

　　十多年来，在习主席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引领下，中非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转眼，又到了中非合作论坛召开的时间。今年年初，习主席强调“2024年将召开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我愿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着眼造福双方人民，精心规划中非合作新蓝图，推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回望自己与非洲交往的十多年，感慨颇多，能与时代同频共振，我无疑是幸运的。从我踏上埃塞土地的那一天，我就与非洲连在了一起，也成为了中非合作大局的一份子。能与时代同频共振，我无疑是幸运的。从政府，到协会，再到企业，既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逐渐聚焦的过程，更多的是这三种身份带来的不同视角，可以帮助我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时有更多维度去思考，更有信心地在中非医疗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中国投资》杂志创办自1985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主办，是我国投资领域唯一的中央级刊物，业界最早专注于投资领域趋势报道的核心期刊。创刊三十多年以来，杂志以全球视角看中国投资，涵盖宏观经济、行业分析和企业投资案例，同时以全球市场为坐标，聚焦特定国家、地区和重大国际趋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官员、各类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记者媒体的专业对话平台。

　　《中国投资》杂志每期覆盖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200多家央企国企和10000多家中国民营企业、1000多家中央与地方政府决策部门和机构、1000多家行业协会和商会、300多家主要金融机构等，是了解宏观经济环境、行业趋势前景和企业投资案例的重要参考。